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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收集自1981年以来中国小说的几本主要期刊，三年时间，淘换到了一些，数量不算很多，但值得高兴的是其中不乏“精髓”的版本。譬如《小说界》一九八一年的创刊号，其中收录有沈从文的《边城》、有陈建功的《被揉碎的晨曦》、还有孙犁致曾秀仓、铁凝的几封书简——这书距今已快三十年时间，想不到竟然品相如此之好，仅仅耗资一元，就从旧书摊上买到，实在是值得。还有令人愉悦的，是淘来的书、让我较为完整地体察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嫁接共衍的这条清晰的发展脉络，譬如赵本夫的《天下无贼》、王朔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凡一平的《寻枪》、王安忆的《启蒙时代》、龙一的《潜伏》等等等等。 有时候在看过影视作品之后，反过来重新读一遍小说文学母本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显而易见，你可以非常容易地领略到在小说创作完成之后，编剧又做了哪些事情，我认为这是朴素而简单的道理，却那么容易被忽略掉。有这样一个事实：自80中期以后，或者更提前个一两年时间，如今国内电影电视行业的腕级人物或多或少都带有文学青年的某些属性，要么干脆就是文学青年脱胎而来。到了90年代中前期，大概就是王朔跟老徐热乎那阵子，直接从《人民文学》《小说界》《啄木鸟》《收获》等刊物上找题材已经成了各大电影厂导演的必修课。 我印象中一部分中港合资影视剧（主要是电视剧）在电视台热闹扎堆的场面大概是1998年前后形成的，荧屏上一度纷乱，神魔鬼怪、古装恶半夜凉初透搞，戏谑史说，这些题材的电视剧一度博得了国内观众的广泛认同。 1997以后，VCD在城镇开始普及，而其时工矿企业转轨改制初建分晓，一大部分城镇职工在对“上岗还是下岗”的天问感到乏力和索然无味之后，却惊奇地发现自己有史以来获得了那么多的闲暇时间，于是从工厂车间出来转移战场，跟VCD作起了斗争，不少大叔大婶在买菜归来时总不忘换租几部肥皂剧，这也成为当时一道奇妙的风景。 大约到了2000年左右，已是农村普及彩电VCD的黄金时节（当时在一些沿海省市开始有了家电下乡活动），我经常可以看到在乡场上有刚从田间地头回来的农村观众围坐在一起收看诸如“精灵小不懂”“春光灿烂猪八戒”这样的肥皂剧，老老少少其乐融融，我当时实在搞不懂这些电视剧究竟有什么魔力，垃圾成这样，居然还有人看的？就为看里面粗制滥造的情节和特技吗？现在回过头想想，也确实幼稚，你不能一开始就拿《阿甘正传》《公民凯恩》这些东西给九亿农村观众看，提前了消化不了，他得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必先得从唤醒广大农村观众的收视趣味开始。所以我以为，无论是目的地还是垫脚石，某些剧是实实在在为影响和改变当代中国人的审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 一部有口碑的电影电视作品，总能在自己的观众人群里找到一定的文化属性和生活依据，不一定兼而有之，各有各的阅读方式和判定标准，但二者全无就一定是浮云了。我在之前的工作经历中曾经就一些电视剧在农村观众中的美誉度做过调查，若干年来走南闯北，与他们攀谈的结果非常有趣（一己之见），这个例子是：一度火爆城镇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在农村观众人群中几乎没什么口碑，而另一部电视连续剧《孽债》却在农村和城市观众中屡屡被提及，这就是“生活依据”在农村和城镇观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孽债》的确比《渴望》更广谱。 合拍片风行以后，香港演员、电影电视人纷纷北上淘金，这也是大势所趋，华语电影电视的市场在哪里？大陆还得是母体。他们带来了成型的资本运作方式和完整的影视剧生产链条，这种技术层面的内容，说白了也是从解放前的上海带过去的，港人几十年间传承发展，而内地却因为体制因素在这个上面停滞不前，甚至形成断层。 我认为香港人的精明是很具前瞻意识的，这点体现在影视作品创作上尤其充分。以电视剧为例，从1995年到2005年，他们给大陆观众留下的具有时代气息、具备文学属性、反观人物命运、参照大陆人当下生活、阐释内地人民生活微观、解决现代哲学基本命题的优秀电视剧少之又少，而留下了一大堆“天外飞仙”似的作品，他们比谁都清楚你大陆以九亿农村人口为市场主体的观众人群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就好像农民工进城，我先得让你开眼看，然后才说让你闭眼想的事儿。先得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一部分在内地播得如火如荼的神魔乱舞的合拍电视剧，香港人根本没有听说过；而同一时期，却在本港产出了《大时代》《创世纪》等多部优秀的电视连续剧，观众可以轻而易举地体味到这些电视作品介入当下生活的力度与质感，在保证故事性的同时，一样具备影视作品的文学价值，尽管大背景是香港电影电视制作整体水平下滑，但这些作品仍旧反映了香港影视工作者的真实水准。 再联系90年代香港文坛，可见代表性人物还是“既成”的那些人，大概港人也觉得老是拿金庸、倪匡、亦舒来说事儿有些腻味，于是影视投资人把目光转向内地，转到余华、转到苏童等人身上。这个时期，为了应“快餐文化”的景，黄玉郎也在本港赚足眼球，而古惑仔电影更是风靡一时。 十来年过去，到了现下，香港电影电视日渐萎靡不振，在我看来，除了金融环境因素之外，更与其文学土壤势衰萎顿有着直接的联系。香港文坛旧将大多已在守成，功成身退，社会贤达的乐呵意味大多胜于作为一个作家内心的煎熬与对自我的反复要求，这样说话未免有些苛责了，想让金庸、蔡澜等人再PK自己、写点东西出来也是不实际的事情，毕竟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而香港文坛后辈的风骚却显然没跟上，守成者洪钟大闾，创建者却鸣小式微，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经济的萧条其实让人们懂得更加质朴地对待自己内心的感受，就像《天水围的日与夜》，就像许鞍华和吕筱华，就像香港电影人决绝并且义无反顾地把票投给鲍起静……当一切都慢慢沉淀下来之后，那些宁静而安详的叙述，那些简单而深沉的爱与美、真与善，才指引我们到底该去往何方，这是文学复苏的标志。我能预见到的，仅仅是这样朴实无华的道理。 后：这个题定的还是有些大了，还有许多话想说，但精力有限，写下去怕是写成论文了。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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